比来两、三百年来，德意志民族的哲学天才所放射的光辉是无可比拟的，这个民族理所当然地在哲学领域中占据着第一把交椅。于现代人来说，不懂德国古典哲学，就不懂得如何作真正的哲学思考，也无法把握现代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
那么，德国古典哲学是如何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本钱主义也开始有了缓慢的发展。由于在经济上有英国工业革命的鞭策，在政治上有法国革命的影响，德国资产阶级也有了改变整个封建秩序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法国革命玉石俱焚的后果也使德国资产阶级胆战心惊，使他们的行动更加小心谨慎，对本身的前途更为摆荡和犹疑，另一方面，也迫使他们回到内心去对人性和社会作更加深入彻底的思考。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这种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反映。
当然，一种哲学思想除了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之外，还取决于它从传统的思想源流和外来的流行思潮所接受的影响。在传统方面，德国人比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某种意义上要更加得天独厚。德国传统的思辨精神是从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哲学中形成起来的，但最早还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库萨的尼古拉。十八世纪末的德国启蒙运动涌现了一大批像莱辛、温克尔曼、鲍姆加通、赫尔德、歌德、席勒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催生了“狂飚突进”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一个接一个的社会文艺思潮，使得德国人在欧洲思想舞台上充当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德国古典哲学是在哲学已经相当程度上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哲学与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的关系日益紧密，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已经被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明确提到了哲学研究的日程上来的前提下，开始本身的行程的。我们读德国古典哲学的原著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自从康德以后，哲学开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思想更为复杂，句子更加难懂，行文和专业用语底下包含着大量的潜台词，未经过专门的哲学训练几乎就如同读“天书”。哲学不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问津的学问，而成了大学教授的专业；不再是单凭业余自学（如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可以接近和从事的知识，而是在大学讲坛上传授的学术了。
八世纪建立在牛顿力学之上的静止的、机械的自然不雅观，进入到十九世纪初已有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则更有三大发现的产生，即细胞的发现、能量转化的发现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这一切，都向当时的德国哲学界提出了新的综合的要求。
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主要表示为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都在以各种含混的方式力图把自然和人调和起来。自然和人的原则只是在法国机械唯物论者和休谟那里才彻底表露出其赤裸裸的本质，前者把一切人的东西都从自然身上剔除出去，只剩下非人的机械自然，后者则第一次用彻底的怀疑论和不成知论切断了人和自然的真实联系，使思维变成一种纯粹主不雅观的、非存在性的东西。这就促使人们从自然和人的对立中发掘出真正本质的对立，即客体和主体两大原则的对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和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仅仅着眼于外在呈现的静止的两种现象、两件事物（自然界和人）的划分，而是着眼于自然和人、精神和物质在行动中的相对关系，即主不雅观能动性和客不雅观制约性的关系。在这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不再像在自然和人的关系中那样总是表示为两种思维（人的思维和上帝的思维）或两种存在（思维的存在和物质世界的存在）的外在关系，而是表示为绝对能动的思维主体和绝对必然的思维对象的不成分割的关系了，思维的主不雅观能动性取代上帝而成为了达到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之必要条件。因此，德国古典哲学对以往哲学的一个最显著的超越，就在于对主体能动作用的有意识的强调，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由此出发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以，德国古典哲学在它的创始人康德那里一开始就提出了主体和客体的最基本的同一性即认识的同一性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认为，认识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即主体符合于客体；但主体如何能够符合于客体？只有把客体理解为由主体本身建立起来的对象，即“现象”，主体才有可能认识这个客体、适合于这种客体。所以主体之所以符合客体首先还是由于客体是符合于主体的客体（而非自在的客体），即由先天的主体综合经验性的材料而造成的作为现象的对象。因此康德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的知性先天地具有一种综合统一感性经验材料的本源的能力，即“先验自我意识”的综合机能，它能够自发能动地凭借其十二范畴去统摄经验杂多材料而形成先天综合判断，从而建构起人类科学知识的大厦。但这种能力只及于感性经验的范围，因而只及于现象界，却不能达到自在之物。
与康德仅仅局限于认识领域片面地解决主体和客体问题不同，费希特把认识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合为一体，将主体的能动性延伸到了自在之物的本体领域。这就提示谢林把安身点转移到主体和客体的原始统一即“绝对同一”上来。
黑格尔则认为，从主体和客体的同一出发是对的，但是必需通过理性和逻辑，不外不是传统的形式逻辑，而是能动的内容逻辑（辩证逻辑），这种逻辑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概念的自我否定性。所以绝对同一之所以发展出差异性，不是由于外来的影响，也不是由于神秘的力量，而只是由于“同一”这一概念的自我否定的本性，因为“同一”本身就意味着“与差异不同的东西”，因而是一种包含“不同”即差异于自身的东西。只有包含差异的同一才是真正自身能动的东西，它必然由于自身的差异而发展为内在的对立和矛盾，而形成一个东西本身运动的内在按照。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主体和实体（客体）完全是一个东西，两者的同一不单表现为一个逻辑结构，并且实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这种逻辑是运动和历史的逻辑，而这种历史则是有规律的、合乎逻辑的过程；自然界、人、社会历史和精神生活的各种形态都成为了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整个这一体系则构成了“绝对精神”的遍及实体。这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的方式，把主体和客体结合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其中，主体是能动的灵魂，是鞭策万物不竭超越自身的力量，但它又是合理的、合逻辑的，所以它能够形成具有强大制约性的客体。但这客体又不是静止不动的东西，而是内在地不安眠的主体性的东西，它巴望创造奇迹，整个现实世界的等级系统都可以看作它按照必然程序一步步创造出来的。不外当它最后创造出黑格尔时代的现实时，它便到此止步了，它的主体能动性就被窒息在封闭的体系中了。可见整个黑格尔的体系是一个向后看的闭合体系，它没有为未来的发展留下任何余地。
在这个封闭体系上炸开第一个缺口的是费尔巴哈，他所使用的炸药则是感性。但经过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洗礼，这种感性的人的原则和休谟的人性论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它已经不是个人的感觉，而是作为理性的根基的人“类”的感觉，因而能够为自然科学提供最安稳的基础；这种感性的自然的原则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原则也有了本质的不同，它已经不是非人的自然界，而是渗透着人本主义精神、在自然中保留了人的全面丰富的情感和美的自然主义了。然而，从主不雅观能动性和客不雅观制约性这一对矛盾的角度来看，费尔巴哈并没有作出更大的理论上的直接推进，而只是为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地基。因为他所理解的感性主要是“感性直不雅观”和“感性存在”，而没有把感性从本质上理解为“感性活动”，即人的主体真正能动的现实社会活动。因而他把人的存在直接就当成了人的本质，离开人的可能性（自由的创造性）来谈人的存在，最终使感性这种人的解放的要素成为了人的一种局限性和束缚。尽管如此，费尔巴哈的“感性的转向”为后来的马克思在新的基础上解决主不雅观能动性和客不雅观制约性的问题准备了前提，并从此使传统哲学走出了形而上学封闭体系的惯性，而日益自觉地成为了开放系统上的一个个“路标”（海德格尔语）。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的一个关键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