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何用

哲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巨大的灾难当前，整个中国社会停摆，人人闭锁在家中。但停止并不料味着休息，不竭上升的疫情实时数字仍然让人揪心，脱离固有秩序的生活会在瞬间引发混乱也引发思考。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迄今40余年整个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奔走，直到因为疫情而停摆，我们的收获不必言说，那我们丢失了什么？

我们失去了两个敬，一曰敬畏天道，一曰敬重人心。

人会在高速发展中成为速度的工具经济的伴生物，但人的价值绝非工具。

后疫情时代，与病毒并存成为常态， 我们再也无法回到疫情之前的生活状态，秩序被重建，但人类总之失去了一些什么。

疫情裹挟着痛苦而来，而面对痛苦，宗教和哲学便成了重要的学问。后疫情时代需要我们重新用真正的哲学学说来不雅观察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命运。

 那么，什么是哲学，哲学是门怎样的学问？

人类安心立命有三个去处，宗教、哲学、艺术。

有人说哲学没用，哲学有没有用处，要看所谓用处的阿谁标准是什么。

假如标准是说这样一门知识能够带来实用的价值，能够在我们的经验生活领域傍边有所改善、让我们的经验生活有所改善，那么哲学的确毫无用处。

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哲学不能用来烤面包。“

因为烤面包需要的是具体经验和技巧，哲学不是这种经验和技巧，不是某种具体的知识和技术。

但是我们也有一句话可以回答这个谚语，那就是：

世界上没有一块面包是不先思考了一个哲学问题之后才烤出来的。

什么哲学问题呢？

——“To be or not to be”。

《哈姆雷特》阿谁著名的台词——“保留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以为我们不考虑，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假如你已经决定了“not to be”了，你还烤什么面包呢？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此，动物活着并仅仅是活着，人类不仅活着并且知道本身活着。

这种知道是一种幸运也是不幸的开始，因为我们多了一份责任，去承诺生命。这种承诺需要意义基础，不然难以维系。

但意义基础不是凭空而来，耳濡目染因循传承，它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世界中来。

  哲学何为

从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开始，中国人就展开了对国民性与制度的思辨。有人说国民性中的奴性是制度的痼疾，有人说制度的落后源自国民性的堕落。究竟是制度改造是根本，还是国民性改造是根本，制度与国民性两者到底谁决定谁。

而随着制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前拱卒，呈现蔚为大不雅观的改善，国民性千百年如故，酒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旧酒似乎仍然无法辩白。

哲学在被逼到墙角后有了新的回答。

黑格尔的一本哲学书——《小逻辑》中有这样一句话：“倘若我们对两个事物关系的理解，达到的是彼此作用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根本还没有进入概念，而只是站在概念的门槛上。”

制度和国民性究竟有什么关系？彼此作用。

达到了彼此作用的理解还没进入概念——还站在概念的门槛上。

那么概念是什么？

“倘若我们去考察斯巴达人的风俗制度和斯巴达人的性格两者之间关系的话。

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斯巴达人之所以如此这般的性格因为他们的风俗制度如此;但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斯巴达人之所以如此这般的风俗制度因为他们的性格如此。

倘若我们只是这样的理解，我们会发现这两者是彼此决定的，但是其实我们在这种理解上，我们既没有理解斯巴达人的性格，也没有真正理解斯巴达人的风俗制度，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更根本的，那就是斯巴达精神，而精神是需要用概念去把握的。”

中国的《周易》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器这个概念不只是杯子之类的器皿，还可以指民族的典章制度。

那么“形而上者”就是不成被直接经验到、被感知到的，就是道。

所以无论是制度还是国民性格，都始终停留在器的层面。典章制度是器，国民性格也是器。

精神才和道有关。斯巴达的文化精神，就是斯巴达人对道的领会。倘若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研究中国的制度，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我们最终要研究到中国人对道的领会。

哲学不是科学，不是经验和逻辑的总成，哲学不是论器的学问，哲学是论道的学问。

天下一切的器，无论是物质的器还是精神的器，都来自人心对道的领会——物质的器取决于人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领会，精神的器取决于人对人与人关系（社会秩序）的领会。

中西之分

伟大民族都是论道的，欧洲人从古希腊开始论道，中国人从先秦的时候开始论道，都有几千年的历史。

见器失道要出大问题，因为对器的修补始终浮于表面，所以当今中国要重新论道，而重新论道就会面临中西方哲学的差异与冲突，当理性与道理无从选择的时候，就会演变为各个生活领域的中西方价值不雅观的冲突，包罗家庭生活。

西方人如何论道？

不谈古希腊，谈近代西方本钱主义精神，他们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精神前提——私有财产与人格直接联系。

肉体会灰飞烟灭，而人格超越时间边界，所以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本色是尊重人格的选择。

康德哲学讨论的就是这种让社会世界成为可能的基础，这就是论道。社会世界的按照是道，源于这个按照来建立的制度等等，就是器。

西方人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区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感性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超感觉的，用康德的话叫本体界或智思界。

中国人如何论道？

以孔子为例，孔子所述的“仁”，并非某种理性的抽象概念，乃是一种生命情感。

《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宰予问孔子：“父母死后，子女守孝三年是否太久”，孔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宰予：“如果不守孝，身着锦绣，食乎佳宴，你心安吗？”宰予答曰：“安”，宰予走后，孔子感叹，“予之不仁也”。

宰予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汝)乎?”曰:“安。”子曰:“予之不仁也。

什么是仁？取决于“心安与否”，不是某个可以量化的事物——守孝该多久？

那么何谓“心安与否”，就是一种生命情感。

苏格拉底的善是种概念，并且最高的概念叫理念；但孔子的仁根本不是理念是生命情感。

中国哲学所揭示的真理，就是人类生命情感的本相，脱离生命情感的真理只是抽象的抱负规则。

西方人的真理在理性中寻找，中国人的真理不在其中，也不区分感性和理性，而是直接在感性中找。

在生命感受中寻找，从生命情感傍边阐发，这就是中国哲学的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