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佛家是我国文化史上三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示在人生智慧上。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老子、庄子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必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本身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儒释道三教的哲学，充满了遍及和谐、园融无碍的智慧，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与意义。　　　　　　　　　　　　　　　　　　　　　　　　　　　　　　　　　　　　　　　　　　　　　　　　　　　　　　　　　　　　　　　　　　　　　　　　　　　　　　　　　　　　　一　儒家的人文关怀与价值信念

　　　　　　　　孔子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价值抱负，必定人的文化创造，尊重历史上积累的文化成果。这首先表示在他对周礼的维护。周文源于宗教并取而代之。周代礼乐教化是中华先民长期伟大创造的结晶。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礼让为国，安靖社会，消弭争夺战乱，节制骄奢淫逸，是使人民得以安身立命的前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知，不以礼节之，亦不成行也。”（《论语·学而》）以必然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这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试问，在二千五百至三千年前，人类的哪一个文明有如此辉煌的制度文化建设？一个不变和谐的人间秩序总是要必然的礼仪规范来调节的，包罗需要有必然的等级秩序、礼文仪节，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事情。

　　　　　　　　《中庸》中记载孔子答哀公问政的一段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就是说，“仁”是人的类本质，是以亲爱亲报答起点的道德感。“义”是合宜、恰当，尊重贤人是社会之义的重要内容。“亲亲之杀”是说“亲亲”有亲疏近远等级上的不同，“尊贤之等”是说“尊贤”在德才禄位上也有尊卑高下的等级。“礼”就是以上“仁”（亲亲之杀）和“义”（尊贤之等）的具体化、形式化。

　　　　　　　　孔子重礼、执礼，主张仁礼并重、文质并茂，但主要是想透过礼的形式复兴其所内蕴的文化价值抱负。孔子是把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生与文化的根源、抱负来信从、坚守、承担、自任的。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或“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精神，“天下一家”的精神。“礼之用，和为贵”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孔子对礼乐的继承、传授大有益于他身后几千年世道人心的维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孔子人文不雅观的核心是“仁”。孔子重“礼”，是对春秋时期乃至春秋以前的文化成就的继承。孔子赞扬子夏由“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　礼的形式之背后的人的真性）。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　这正是孔子要批评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这里指出了礼乐形式背后的是生命的感通和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仁”的内涵包罗物我之间、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即社会遍及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孝悌是“仁”的基础，“仁”是把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之心，把父母子女兄弟之亲情往外一层层推扩，推己及人；“仁”不仅是社会的道德标准，更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道德理性、道德命令、道德是非判断、道德情感、道德实践和道德行为。孔子在这里突出了道德的主体性、自律性原则（“为仁由己”与“克己”）、道德的遍及性原则（“爱人”、　“复礼”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道德的实践性原则（“为之难，言之得无　乎？”）道德是真正显示人之自我主宰的行为，道德是本身对本身下命令，是“由己”，而不是“由人”，即不是听任他律的制约或他力的驱使。孔子是世界上最早认识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由的文化伟人之一。

　　　　　　　　孔子仁道是人文主义的价值抱负。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什么是“仁”呢？　仁就是本身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本身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人们都可以从当下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做，这是实践仁道的方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君子终身奉行的“恕道”是：本身所不想要的东西，决不强加给别人。例如我们不希望别人羞辱本身，那我们决不要羞辱别人。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本身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罢了矣。”（《论语·里仁》）　“忠”就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　矩之道。实际上，“忠”中有“恕”，“恕”中有“忠”，“尽己”与“推己”很难分割开来。这就是人与人之关系方面的仁道。推而广之，这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的彼此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之遍及和谐之道。

　　　　　　　仁道的价值抱负，尤其表现在人在道义与利欲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不贬低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和食色欲望的满足，只是要求取之有道，节之以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同上）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消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没有吃完一餐饭的时间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卒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人保留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为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孔子提出的道义原则、仁爱忠恕原则、仁、义、礼、智、　信等价值抱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据。这些价值抱负通过他本身践仁的生命与生活显示了出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他终身所忧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论语·述而》）。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　“人不胜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孟子提倡弘大刚毅、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崇尚死而后已、无所畏惧的任道精神。在生死与道德发生冲突时，“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成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种冲突，本色上是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德性尊严之间的冲突。孟子所倡导的道德选择表示了超乎自然生命之上的善的价值之极致，表示了报答人格尊严而牺牲的殉道精神。孟子笔下“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的行为标准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任道精神和崇高人格曾激励了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

　　　　　　　　在利益和仁义发生冲突时，孟子主张把“仁义”放在首位，提倡先义后利。孟子提倡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他主张做官要“求之有道”。“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孟子·滕文公下》）“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罢了矣。”（《孟子·万章上》）在本身遭受侮辱时，怎么能匡正别人、匡正天下呢？圣人的行为，各有不同，有的疏远当时的君主，　有的挨近当时的君主，有的离开朝廷，有的身居巍阙，归根到底，都得使本身廉洁正直，不沾染污泥。“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都是说，人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场合中，选择道德还是非道德，如何选择人生道路，怎样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毕竟是自我作主的事。这就是孟子“仁义内在”的要旨。

　　　　　　　　周公、孔孟的人文抱负不是寡头的人文主义，其背后有深刻的终极理据，有对“天”、“上帝”、“天道”、“天命”的敬畏和信仰。“天”关涉到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首先是宗教性和道德性。人不能没有超越的形而上的关怀。孔子对上古宗教的改造，正是把超越与内在结合起来，建构了道德的宗教不雅观。如果说“命”只是外在的命运的话，那么“天命”常常关系到内在。一个能够把握生活、把握世间外在力量并全面发展人的内在本性的人，一个积累了必然的生命体验（　例如五十岁摆布）的人，才能逐渐体悟到天所禀赋给人的性分，直接面对每个人的命运或局限，并对天道、天命和道德人格典范有所敬畏，而又积极地去追求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意义，勇于承担本身应承担的一切，包罗救民于水火，博施济众，修己安人，杀身成仁。

　　　　　　　　总之，孔孟之道在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据，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孔孟之道经过洗汰和转化，在即将到来的２１世纪，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我们警醒的是，今天、明天、后天的建设者，也是为人父母者，离开我们的道德资源越来越远。我们人文学者应当做一些工作，把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