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介绍
本套节目为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华文明》重要记录介绍，共十集,每集四十六分钟,各集别离表现出每个时代不同的人文主题，通过这套节目少年儿童能快速了解中华5000年文明一个大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什么中华文明能传承至今；在今天已西学为主的世界，我们必然要认清本身的文明、发扬中华文明，这是我们子孙后代义不容辞的义务；所以要从少年儿童起，我们要了解本身的文化。
5000年前，黄河孕育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黄帝和炎帝，从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自称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万年前就已经播撒的文明种子遍地开花，如同满天星斗，文明的强大能量逐渐向中原汇聚，那是一幅远古时期壮丽多彩的画卷，它预示着一个伟大的国家即将诞生！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著名爱国诗人申宝峰在其经典作品《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大气磅礴的写道：“中华文明五千年，光辉又灿烂。 多少英雄和圣贤，美名永流传。 多少无名的祖先，开创了今天。 现在我们来接班，继续走向前。”表白了我们中华文明已经有五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了，也抒发了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有继承祖先历史使命的职责和义务。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彼此争夺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竭获得直接的交流、融合。
[编纂本段]二、中华文明起源
（一）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并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罗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
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彼此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
传统史不雅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陲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不雅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不雅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 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服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覆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
（二）
1.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黄河中游区，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
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青接壤地带。南头庄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年)──裴李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湾(下层)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前5000─前3000年)，中原诸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继之。
与这一区域相对应的为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可以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并且大致可以必定继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是夏文化(晋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关中)。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力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炎、黄同出少典──有峤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的彼此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白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
《国语•晋语》说，黄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别为12姓(实则是11姓)。这11姓显然不必然出于同一来源，而是不竭融合的结果。故传说中的黄帝谱系有不同的称号，如「轩辕氏」、「有熊氏」等，说明这些后加入的群体还有本身的图腾，但均奉黄帝为共同祖神和天神。「黄帝」既是该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所共享的名号。
炎帝又称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袭用的称号。相传，前后秉承炎帝名号者凡8氏，共530年，最后一位为榆罔氏。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源一带。其后不竭迁移。炎帝的后裔有姜姓诸夏及姜姓之戎，还包罗氐羌。后发展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为二，即共工和鲧(缓读)，说明炎帝集团又有进一步的分化。共工发展于今豫东及冀南地区，徐旭生具体指出其为辉县境内，范围显然过于偏小。鲧兴于崇山(今嵩山)，发达于豫晋接壤地区。故此，鲧被认为是黄帝集团的一支系。四岳，或写作西岳，又作太岳。其后裔有申、吕、齐、许等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吕原在陕西，后迁南阳；齐在山东；许即今河南许昌；炎帝都陈(今河南淮阳)。大约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则比力复杂，一直处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传说中，共工与鲧治水失败后，被天帝殛死，鲧化为黄熊或黄龙；共工化为赤熊。这与黄帝集团以猛兽为图腾有相通之处。可见，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不同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神话传说上的共同性更加说明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渊源相通。
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东至海，北至无棣，实际是先秦时期济水及海岱地区。其文化渊源和秉承关系比力清楚，发展序列完整。后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诸文化前后互继。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神话传说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先民。整体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是三代时的东夷文化。
太昊，分布偏北，时代稍早于少昊，它是东方的帝，又是风姓的祖神。少昊分布与太昊交错重合而稍偏南，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五年列举有15个以鸟为氏的部落或氏族。传说中，少昊的后裔有后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县是其核心区。
2.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文物
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罗洞庭湖，西尽三峡、川东(今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相同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关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由于两湖和四川、重庆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于三峡库区1995年以来的抢救性发掘，有了更新的认识。如青年学者孟华平写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一书，对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了很好的归纳，也落实了我本来的一些设想：时代越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越广，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丰富。他说：「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示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的分布，文献记载不明。三苗则战国初吴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徐旭生和钱穆均作过考证，所说即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俞伟超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把三苗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向北影响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达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确的北方因素，故有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
综上，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不变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
别的，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并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罗苏皖接壤地区)，是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泽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
这个地区分为三个明显的中心，即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面貌有本身特点，如稻作农业、干阑式建筑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
5000年前，黄河孕育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黄帝和炎帝，从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自称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万年前就已经播撒的文明种子遍地开花，如同满天星斗，文明的强大能量逐渐向中原汇聚，那是一幅远古时期壮丽多彩的画卷，它预示着一个伟大的国家即将诞生！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著名爱国诗人申宝峰在其经典作品《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大气磅礴的写道：“中华文明五千年，光辉又灿烂。 多少英雄和圣贤，美名永流传。 多少无名的祖先，开创了今天。 现在我们来接班，继续走向前。”表白了我们中华文明已经有五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了，也抒发了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有继承祖先历史使命的职责和义务。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彼此争夺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竭获得直接的交流、融合。
[编纂本段]二、中华文明起源
（一）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并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罗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
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彼此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
传统史不雅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陲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不雅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不雅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 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服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覆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
（二）
1.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黄河中游区，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
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青接壤地带。南头庄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年)──裴李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湾(下层)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前5000─前3000年)，中原诸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继之。
与这一区域相对应的为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可以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并且大致可以必定继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是夏文化(晋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关中)。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力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炎、黄同出少典──有峤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的彼此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白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
《国语•晋语》说，黄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别为12姓(实则是11姓)。这11姓显然不必然出于同一来源，而是不竭融合的结果。故传说中的黄帝谱系有不同的称号，如「轩辕氏」、「有熊氏」等，说明这些后加入的群体还有本身的图腾，但均奉黄帝为共同祖神和天神。「黄帝」既是该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所共享的名号。
炎帝又称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袭用的称号。相传，前后秉承炎帝名号者凡8氏，共530年，最后一位为榆罔氏。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源一带。其后不竭迁移。炎帝的后裔有姜姓诸夏及姜姓之戎，还包罗氐羌。后发展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为二，即共工和鲧(缓读)，说明炎帝集团又有进一步的分化。共工发展于今豫东及冀南地区，徐旭生具体指出其为辉县境内，范围显然过于偏小。鲧兴于崇山(今嵩山)，发达于豫晋接壤地区。故此，鲧被认为是黄帝集团的一支系。四岳，或写作西岳，又作太岳。其后裔有申、吕、齐、许等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吕原在陕西，后迁南阳；齐在山东；许即今河南许昌；炎帝都陈(今河南淮阳)。大约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则比力复杂，一直处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传说中，共工与鲧治水失败后，被天帝殛死，鲧化为黄熊或黄龙；共工化为赤熊。这与黄帝集团以猛兽为图腾有相通之处。可见，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不同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神话传说上的共同性更加说明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渊源相通。
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东至海，北至无棣，实际是先秦时期济水及海岱地区。其文化渊源和秉承关系比力清楚，发展序列完整。后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诸文化前后互继。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神话传说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先民。整体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是三代时的东夷文化。
太昊，分布偏北，时代稍早于少昊，它是东方的帝，又是风姓的祖神。少昊分布与太昊交错重合而稍偏南，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五年列举有15个以鸟为氏的部落或氏族。传说中，少昊的后裔有后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县是其核心区。
2.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文物
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罗洞庭湖，西尽三峡、川东(今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相同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关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由于两湖和四川、重庆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于三峡库区1995年以来的抢救性发掘，有了更新的认识。如青年学者孟华平写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一书，对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了很好的归纳，也落实了我本来的一些设想：时代越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越广，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丰富。他说：「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示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的分布，文献记载不明。三苗则战国初吴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徐旭生和钱穆均作过考证，所说即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俞伟超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把三苗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向北影响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达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确的北方因素，故有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
综上，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不变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
别的，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并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罗苏皖接壤地区)，是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泽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
这个地区分为三个明显的中心，即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面貌有本身特点，如稻作农业、干阑式建筑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