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播放：【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精品课

本课程主要面对本院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部分博士生，主要分三部分，老师先讲解概要，学生轮流阅读文本，并提出心得和问题，再由师生讨论解答，最后老师予以小结。

1、《朱子读书法》；

（中国书店2015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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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介绍性文字可参考余英时的“如何读中国书”，见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6年版，页323-327。我曾把该文收进我的《中国法律史讲义》中。

为什么要读《朱子读书法》呢？主要是基于下述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随着电子技术的兴起，比如各类数据库的运用，通过各种检索，查找相关资料已不如旧时之难，因此就不必要全面介绍。如要明白所查询到的相关资料之学术价值之大概，查一下并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其他几种工具书就足够了。运用数据库检索相关研究资料，尽管检索手段高下有别，但不容讳言，检索结果都是小异大同。研究者利用这些资料，尽管有细心耐心前后照应以免断章取义之程度不同，但对于研究质量而言并不是决定性的。如何才能让学习者和研究者提升研究的质量，最重要的是要精读一两本经典，练好内功，能于大家所共见的材料中见人所未见，从而有所创新。严耕望先生讲“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也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读书，尤其是精读书是学问之根本。反复精读、养成精读习惯，进而优游涵咏于其中才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朱子是孔子之后最博学的大儒，尽管因其博学，被陆王一系的心学大师讥为有“支离”之嫌，但朱子学问的笃实，则是不争的事实。朱子之后，论学问之博约，恐怕只有王船山和顾炎武庶几近之。寒假里，细读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全五册，我看到了朱子求学之宗旨就是“工夫”二字。当然，朱子是理学家，“工夫”虽不离日常生活中的应事接物，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读书。学者不仅要读书，并且还要精读。《朱子读书法》就是教我们如何精读。他归纳出读书的窍门“循序渐进（量力），熟读精思（巩固），虚心涵泳（客不雅观），切己体察（向内），着紧用力（笃行），居敬持志（目标）”，并认为这个看似最笨、最拙的方法实际上是最巧、最便捷、最精的法门。所以余英时先生讲：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昧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间的世界必然有很大的帮手。朱子不单现身说法，并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第三、为什么学生要精读？有一种不雅观点是为什么还需要精读，我从来没有精读过任何一本书，还不是同样地写文章、搞科研吗？据我的了解，这种不雅观点在硕博士生那里应该还是有必然的市场。这当然与我们追求GDP的学术大环境所造成的压力有关。如果仅仅是混个学位，抱着一种特别急功近利的态度来看待学问，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但我想，我们法史专业还是有不少同学的追求不止于此，那精读的作用就因此显示出来了。按照我的简单归纳，精读几本经典，其作用大致有这几个方面：1.可以促进思考，提升论文之论证和结论。2.反省研究中所利用的资料与研究结论之间的关联度。3、提高人生修养和品位，包罗如何心静、心气安然安祥等。

总之，《朱子读书法》是过来人讲本身的心得，是朱子给我们的度人金针。朱子于绍熙五年（时年64岁）在给宁宗上书时即讲了这个掏心窝子的话：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不雅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妥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此数语者，皆愚臣平生为学艰难辛苦已试之效，窃意圣贤复生，所以教人，不外如此。不独布衣韦带之士所当从事，盖虽帝王之学，殆亦无以易之。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9/10/15/21/23/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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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去台北政治大学访学，在黄源盛老师的课堂上，不经意听到老师向其研究生保举杜维运先生的这本书。我本来对方法论之类的书不太感兴趣，但出乎对源盛老师为报答学的极度信任，还是买了该书，准备回京后细读。回来一读此书，即被其内容和文字所吸引，很快即读完，颇有收获。后来又陆陆续续读了杜维运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清代史学与史家》、《赵翼传》等，依然受益良多。

我一直认为：学术研究关键是基本功，方法只是花架子，没有切实的意义；初学者尤其不该太注重于方法，希冀走取巧的路；有必然学术积累的人自会从研究过程中将之总结出来，如此运用起来方能内化。看了杜先生的书，才恍然觉悟我先前之所见虽并非全无道理，但也属失之偏颇。比如他讲：

历史上有些史学原理与技术，不只被人类创获一次，较古的史学家，利用经验创获一项史学原理或技术，终身用之，受益无穷。可是时间一久，渐渐被遗忘了，后代的史学家，往往再利用同样经验以创获同样史学原理或技术，且可能重复到无数次。这是人类精力和时间的浪费。唯有史学方法成为专门的学问以后，才能充分保留此类史学原理与技术于久远，以避免重复。积昔哲的遗产，启后学的智慧，史学方法的功用，殆莫与京。

这就比如我们学下棋，如果不打谱，本身埋头拿着棋子在棋盘上摆弄推敲，尽管费了不少心力，但至多只是入门水平，成不了高手或者国手。因为棋谱是前辈国手经过反复推敲琢磨留下来的技艺结晶。打谱就是为了初学者少走弯路、避免盲目琢磨、直接吸取前人精华的路径。同样地，读方法论之类的著作，与下棋打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史学方法论》是杜维运先生的代表性著作，在我看来，该书具有下述几个特点：

第一、融中西史学方法于一炉。杜先生早年曾于欧美名校攻读过西方史学理论学位，是史学理论科班出身。回国后致力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研究，深入系统阅读过刘知己的《史通》、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具有代表性的史学理论经典。先生对中西史学理论著述的有得于心，故能于行文时于中西史例信手拈来予以恰当引证。其评述则以实际运用效果为依归，既非一味吹捧西方史学理论以自高身价，也不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独步天下惟我独尊而陷入虚骄自大，而是力图互取所长、力避所短，共同办事于孵出具有真善美的史学著作。

第二、特别强调史学家以心术为主要内容的史德，由此将史学方法由艺提升到道的层次。章学诚在刘知己所归纳出的史学家应具才、学、识三长之说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史德的重要性，认为“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直接受此影响，杜维运先生也着意强调史学家的史德于著史的特别重要性。《史学方法论》一书，不仅有“史德与史学家”专章谈史德，在“史学上的纯真精神”、“史学上的美与善”、“史学家的胸襟”、“历史的两个境界”等多章，都不同程度强调了史德于历史的重要性。道问学是为了尊德性，致广大是为了尽精微，游艺必需以志道、据德、依仁为前提和归宿。

这里抄几段话，以见一斑：

历史变换最剧烈的时代，每在朝代更易之际，历史的本相，也最易在此时失去。史学家此时因政治上的因素，往往不敢秉笔直书，旧朝殉国的烈士，守节的遗民，赴汤蹈火，呼天抢地，其忠义之迹，史学家固不敢为之留传；即旧朝完善的制度，优美的传统，也每被诬蔑或曲解。

历史决不能属于胜利者的战利品，失败者与少数，绝不是历史的垃圾堆，史家也决不该当有胜者王侯败者盗贼的不雅观念，使本身属于胜利的一边，忙碌着去挑选胜利者。天地的元气，历史的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之间。

历史不成能全真，历史的最值得珍贵，却在于极近于真。所以史学家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尽可能将以往曾经发生的事实的本相，以及事实与事实间彼此的真正关系，揭露出来。古今中外史学家兢兢业业所暗澹经营者在此。

史学上的纯真精神，乃不畏惧现世的势力，不轻媚于新朝，为失败的一朝存实录，为少数有奇节的人传信史，人间的富贵荣华，消失于心目之中；刑狱中的刀锯鼎镬，置之于顾虑之外。

除本书之外，大家还可参考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以前我曾经跟研究生同学一起读过严先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严先生乃钱穆先生之高足，著有《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等专书，以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研究蜚声史坛。一般写史学方法论者以从事史学理论为主，很少有丰富的从事实际史学专题研究的经历，因而无法真正领会其中甘苦，免不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弊。严先生的《治史三书》乃作者有精深专题研究之后的经验总结，实称得上是先生给学史者的“度人金针”。